另一个较典型的案例，发生在1998年7月。当时，原北京市市长、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因涉嫌贪污、玩忽职守罪被起诉，当审判长在电视上宣布其罪名成立并判处16年徒刑时，陈希同神态沮丧。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，陈希同没有只字发言，镜头大部分时间在拍摄他的劳力士手表。关于庭审现场的情况，也没有任何信息披露。
此前，鉴于薄熙来身份和薄案的特殊性，很多人认为会秘密审判。即使官方公布要公开审理此案时，人们所理解的公审，也无非是电视可能多放几个庭审的镜头。2012年8月和9月，官方审判了直接导致薄熙来落马的薄熙来妻子谷开来，重庆市原副市长、公安局长王立军。这两次庭审的公开程度明显超过了陈良宇、陈希同案，官方不仅预告了审理日期，还在审理当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披露相关内容。这为公审薄熙来，打了一个不错的开端。
而这次，真的不一样。庭审公开，是本次薄案审判的亮点。这是人民法院首次未借助外力独自完成信息发布，法院官方微博首次成为重大案件审理信息的第一消息源。连续发布长微博，完整公布庭审程序及控、辩、示证、质证的细节，既做到了信息发布与新闻事件同步，也极大地压缩了不实信息的传播空间。
在已经公开的庭审记录中，保留了薄熙来翻供过程中的敏感内容，对涉及中纪委是否存在诱供或逼供问题，也毫无避讳，这说明上传的庭审记录可信度高。
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80年，才能找到类似案例。当时国家电视台播放了江青等人受审的部分内容。那次公开审理，是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国领导人拨乱反正的行动之一。法治的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与33年前相比，显然这场审判更为精致。
审判公开意义重大，公审薄熙来开了个好头
有公开才有监督，有监督司法权力才不会滥用，对此黑格尔曾有段经典的论述，“公开的依据在于，首先，法官的目的是法，作为一种普遍性，它就应当让普遍的人闻悉其事；其次，通过审判公开，公民才能信服法院的判决确实表达了法”。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也规定，除有关国家秘密、个人隐私、未成年人的案件，“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一律公开进行”。
然而公开还要名实相符，公开绝不仅仅是让法庭里进去一些旁听的人、架两台媒体的摄像机就算数。真正的公开，在于不对旁听的群众和媒体进行刻意选择，不对庭审信息的外流做限制，各种庭审记录可以随时被有需要的人调用，重要的裁判文书上网，重大案件由法庭主动直播……
在公开的名实相符方面，审判薄熙来无疑开了个好头。这不仅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有示范意义，对普通案件的公开也有督促意义。
公正性：公审的“审”做到了公正、审慎
薄熙来（被告人）自我申辩的权利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护
在本案审理中，薄熙来在辩论阶段，为自己在法庭上的表现辩护道：“我国法律为了防止冤假错案，设置了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制度，特别是检法的互相制约的机制，还包括辩护人，就是为了防止冤假错案。如果只听检察机关的一面之辞，会导致冤假错案大量发生。”
这句话说得很好，法院也确实没有只听检察机关的一面之辞。根据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庭审记录，薄熙来逐一反驳了对他的指控。他对包括他妻子在内的证人的可信度，提出强烈质疑，这些证人或亲临现场、或通过视频录像就薄熙来受贿指控作证。
很多人一开始认为这种重大案件的庭审过程不会有意外发生，但从薄熙来案的审判进展看，跌宕起伏，案件的审理并没有照本宣科。庭审几乎完全保护了薄的辩护权。无论是控方、还是法庭合议庭，都没有限制、随意打断被告的所有辩解，也没有打断被告辩护人的发问与质证。第一天审判后，被告人薄也认为审判是公正的、理性的。这也反证了本次审判在保护被告人权利方面的成功。
较多使用客观证据，证人出庭率高
陈有西律师指出，中国目前的受贿审判，一个最严重的问题，是靠口供定案。而口供这样的主观证据，其证明效力低于物证等客观证据，也会助长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口供的现象。
但本案的审理中高度重视用客观证据链进行指控，不是靠薄的口供和证人的书面证言。从受贿罪通过款的走向、经手人、旁证、物业所在、行贿细节审查、項目帮助关联性、家庭关系的明知证据入手，不强迫被告自证其罪，用证据链证死真相。
有统计表明，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的司法，证人出庭率普遍地低于5%，而大量地方法院的证人出庭率甚至低到1%以下，如此令人震惊的证人低出庭率，自然无法保证司法的程序公正，由此也无法保证司法的实体公正。薄案，除了书证、证人证言、音频视频证据，相继出庭的重要证人有徐明、王正刚、王立军，与一般案件相比，这样的证人出庭率已是可圈可点。
“翻供”等情节引起的辨析，对民众有普法作用
本案审理最受人瞩目的一个情节，就是薄熙来当庭翻供。公诉人则提请法庭注意，针对被告人翻供等行为，可知其拒不认罪的态度，法庭必须依法从严惩处。
这引起很多人好奇，难道翻供会罪加一等？其实这是误解。
如前所述，对被告人定罪，要综合分析各种证据，尤其要依靠客观证据，被告人翻供与否，都不能撼动客观证据对罪行的证明作用，无法最终影响罪与非罪。而且，根据程序，如果被告人的原始供述不是非法取得，那么原始供述的证明效力优先于翻供的陈述。
但是，被告人在没有刑讯逼供等非法采集证据的压迫下已经做出供述，却又在庭审时翻供，这说明其认罪态度不好，丧失了法定的从轻情节，所以会影响对其量刑。
对于上述问题的关注、辨析，有利于民众了解法律、理解法律。
期待法治更进一步
本案从案发起，就让人感受到法治的气息
关注薄案的人，有些认为这是一起政治事件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审判薄熙来是由海伍德案这样的刑事案件引发，这与当年审判江青等“文革头目”那种先政治后法治的顺序已经截然不同。
退一步讲，就算是政治问题，也只有法律化才有可能公正解决。托克维尔就说过，在美国任何政治问题最终都会变成法律问题。将重大问题最终纳入法治轨道，这就是方向。
期待法治朝着更完善的方向进步
法律界人士对本次庭审充分肯定，同时也提出一些瑕疵。如法律学者贺卫方认为，法庭质证和辩论中出现一些情节与问题应该被抓住深究。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第二天的庭审中，律师发言说：“王立军的证言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开来是因为尼斯房子，尼尔威胁所以才产生11.15案件，实际上不是，尼尔发给薄瓜瓜的邮件他要的是1400万英镑，是一个项目的中介费，与尼斯的房屋无关。”这是一个重大线索，很可能涉及薄家其他经济犯罪，不应该对此放过。
指出上述可能存在的问题，表现了人们对完美法治的期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