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经廉价而且仿佛“无限量供应”的中国工人，正在变得越来越贵，而且越来越难找。日前，浙江一家制鞋企业为了吸引工人，特意换了一批新机器，可依然遭遇工人荒。因为成本上升，中国制造的吸引力正在下降。消费品制造业正在转向东南亚，而工业品制造业则回流美国。 不过，失之制造，收之市场。生产基地变成明星市场的新故事，刚刚展开。

　　一个徘徊了四年的传闻将在10月底变为现实：阿迪达斯将关闭在江苏苏州的唯一一家中国直属工厂。阿迪达斯还告知了其他10家代工厂，将陆续终止代工合同。阿迪达斯官方解释是“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资源的策略考量”。但外界普遍解读为，跟它的老对手耐克一样，这家风向标式的“候鸟”公司为了追逐更低的成本而将制造基地转移出中国，而更多生产商将尾随其后。除了衣服、鞋子的生产商开始离开，在工业品制造领域，中国也正在失去吸引力，而美国成为这些投资新的目的地。

　　鞋服制造到美国去

　　在此前二十年间，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流向中国，是一个普遍的趋势。这些资本汹涌而来，有力支撑着中国经济的本轮崛起。这股力量如此重要，甚至曾经被批评为“中国患上外资依赖症”。不过，美国国内对此的质疑一直不断，一些人认为中国人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。

　　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近日公布的一项报告称，“在2001年至2011年，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使美国失去的或者被取代的工作机会超过270万个，其中制造业超过210万个。”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教授辛奇·利维的报告中提到，影响美国公司回迁产能的重要因素是供应链。“2003年-2008年期间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19%，而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增幅为3%。”辛奇·利维教授说。中国过往的优势在这些新情况下正在变化，而美资企业有可能考虑，供给本土市场的产品就在本土生产。

　　NCR公司大中华区公关部人士对记者解释称，这是其在全球实施的“区域生产模式”的一部分。所谓区域生产模式，是指在哪里卖就在哪里生产。不过，她说，“NCR并没有将生产由中国转移到美国，更没有减少工厂员工数量和在国内的投资。”而奥巴马的刺激政策，也成为美国吸引力上升的原因之一。美国联邦和州政府的政策，比如削减公司税以及对研发的补贴和支持等，对企业回迁产能起到了鼓励作用。

　　加拿大皇家银行环球资产管理首席经济师埃里克·拉塞尔斯也持同样的判断。他告诉记者，“我想美国企业回撤制造业不是主流，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：30年来制造业从美国向中国转移的时代已近尾声了。”商务部研究院外商投资研究部主任马宇则发出警告，“这是一个危险的苗头，值得重视。这凸现了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体制困境，国家政策可挖掘的空间很大。”

　　“候鸟”飞向东南亚

　　东南亚，是资本的另一个选择。收到阿迪达斯终止合同的一纸通知，孙英莉有些措手不及，双方约定的合同期原本要到2015年才结束。孙的公司自1996年开始为阿迪达斯代工，双方在2006年签订长期合作协议。

　　那时恰逢阿迪达斯在中国生产的黄金时期。2007年，阿迪达斯集团下属鞋类产品有一半是在中国生产的。但随后，阿迪达斯开始实施增加供货商地区多样性的战略。2011年年报提及，一些拉美国家对中国出口的鞋类产品征收很高的进口税，这也是阿迪达斯将生产基地进一步分散化配置的原因。到2011年，阿迪达斯集团的鞋类产品来自中国的比重虽然仍是最大，但已降低到35%。而印尼、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增幅明显，后者的份额翻了一番。

“关闭阿迪达斯苏州工厂是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资源的策略考量，这一策略将帮助阿迪达斯更好地发挥我们的规模效应并降低复杂性。”阿迪达斯提供给南方周末记者的官方回应滴水不漏，试图为关闭事件降温，“关闭工厂既与涨薪无关，也与我们的库存情况无关，目前阿迪达斯在中国的库存情况良好”。但事实上，工厂转移的秘密在于成本。2008年7月，阿迪达斯全球CEO赫伯特·海纳对德国媒体称，在中国，由政府制定的工资标准逐渐变得过高，公司希望部分地撤出中国，转移至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。恰是四年前海纳的此番表态，引发外界对阿迪达斯将转移生产线的猜测。

　　与四年前相比，中国的人力成本上升有愈演愈烈之势。“如果加上社会保险，我们这里工人的平均月薪超过3000元。这跟两年前相比翻了一番，但我们还发愁招不到工人，已招到的工人，跳槽率很高。”李新(化名)是福建一家阿迪达斯代工企业的中层，为了招工，四处找人帮忙。

　　李新称，他所在企业的人力成本支出占营业额的比重，已从两年前的12%增加到30%左右。一面是中国不断看涨的劳动力成本，另一面则是印尼、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年劳动力每月约合一千多元人民币的薪水，李新所在的公司开始拓展海外分厂，三家工厂先后在越南、印尼落地。与阿迪达斯相比，老对手耐克转移生产基地的步伐迈得更大。从2005年开始，耐克逐年增加越南工厂在其制造业中的比重，到2009年，越南和中国的订单比重同为36%。连续两年反超之后，2011年，越南的比重升至39%，而中国降至33%。

　　这并非耐克和阿迪达斯的第一次工厂迁徙。两家品牌发源于欧美的“候鸟型”企业对成本非常敏感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其主要生产基地在日本，由于日元升值，日本劳动力成本上升，它们将生产基地转移到韩国和台湾地区;1990年代，又因成本原因陆续把订单转移到中国大陆。而今，越南、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则成为新的乐土。耐克和阿迪达斯的迁徙也带动了一些台资背景的代工厂转移。2012年年初，在香港上市的九兴控股公司关闭了一家在东莞的来料加工厂房，同时继续提升在印尼的生产能力。源自日本的休闲服装连锁品牌优衣库(UNIQLO)也把东南亚视为下一个迁徙地。

　　1999年，优衣库在上海和深圳建立生产部门。到2007年前，90%的优衣库产品皆由中国制造。但2008年后，优衣库逐步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，2011年中国的比重减少到80%。这一年的年报显示，公司计划积极拓展在亚洲其他国家的生产，以便降低成本，“目标是把三分之一的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”。除了服装销售商，食品企业对价格也具有较高的敏感性。北美一家知名食品企业近两年开始直接从海外进口产品，该企业一位员工称，“每一个在中国生产的产品，都要有至少一个或者几个后备国家。一旦中国失去竞争力，可以马上将订单转移。”

　　不久前，中国欧盟商会面向在华欧盟企业进行了一次调查。调查显示，22%的受访企业表示，他们正在考虑将投资转向中国以外的市场。当被问及动机时，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即是成本不断攀升。这份调研数据显示，消费品企业比工业品企业更倾向于撤离，这与前者对价格更为敏感有关。“与工业品企业相比，消费品企业的生产转移更快，”李新说，“5年时间基本可以完成”。

　　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

　　“十年前，我们有七成会员企业的产品以出口为主，三成企业面向中国市场，”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说，“但现在，这个比例恰好反过来了。”尽管中国作为制造基地的吸引力正在降低，但作为市场的吸引力却正在上升。记者联系采访阿迪达斯、耐克等数家跨国公司，他们集体表示出对中国市场的重视。

　　在将越来越多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之外的同时，耐克、阿迪达斯和优衣库将中国的定位从生产基地向核心市场转变。阿迪达斯宣布在天津新建一个北方物流中心，与苏州工业园内负责中国销售的物流中心遥相呼应。耐克的路子如出一辙。2009年耐克关闭其在中国唯一一家直营工厂太仓工厂后，耗巨资在太仓打造了一个全球第二大物流中心，交货时间因此缩短15%。它们还计划开设更多的门店，并把眼光瞄准中国二三线城市。这两家老对手，陆续将生产撤出中国，却比赛着把中国市场作为主要驱动力。暂时落后的阿迪达斯集团，其全球CEO赫伯特·海纳近年来不断增加到中国的次数，他把中国亲切地称为“我们的明星市场”。

　　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数据也显示，74%的受访企业认为，中国在其全球总体战略中变得越来越重要。报告描述说：“以前，中国主要是世界工厂，而当今和未来，中国将成为我们产品的最终世界市场。”“十年前，我们有七成会员企业的产品以出口为主，三成企业面向中国市场。”20年前，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就来到中国。他的华南美国商会，代表了1800多家在华南投资的美国企业。他说，“但现在，这个比例恰好反过来了。”